据 杭州智力运动文化 公众号报道

二、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考证

三、与高部道平对局的中国棋手

四、棋谱对比分析

（一）：丁礼民-高部道平共2局；

（二）：丁礼民-周小松共12局

（三）：陈子俊-高部道平共5局

对局者唐善初回忆评述

五、高部道平在日本棋坛地位评述

现代围棋人有记忆的历史很长时间是追赶日本的历史。从民国到解放后，到神一样存在的日本围棋六超。还有那一个日本老太太伊藤友惠五段，八战全胜横扫中国当时所有最高手，成为中国围棋刻骨铭心的耻辱。中日围棋的差距曾经是何等巨大， 于是有日本棋界津津乐道“中国是围棋的生母，日本是围棋的养母”。而这一历史的始端是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0），日本的一个四段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横扫中国棋手，把当时中国最高手打到让二子、三子。

从高部道平揭开中日围棋的第一次交流，中日围棋水平就显示出巨大的差距。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一差距是历史带来的，是中国古代围棋落后于日本。中国几千年围棋技术发展抵不上日本四大家制度建立以来三百年。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围棋一味好杀，没有形成理论。相比日本，道策、秀策建立了先进的现代围棋理论，中日围棋水平的差距是围棋理论发展的差距。于是就有了“赵家十万长平骨，误在将军读父书”的感叹。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围棋的问题，是事关中国围棋史的大事。

现在都认为日本的道策建立了现代围棋理论。但细究起来，这现代围棋理论具体是什么？在哪里？并找不到确切明白具体的记述。道策、秀策和其他人并没有留下什么理论著作。翻来覆去被说道的也就是一个“手割”。而手割不过是分析定式的一种方法，仅仅是围棋技术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中国古代却有大量的围棋理论著作，如施襄夏的《弈理指归》、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眉山墅隐》等。这些著作体现出的围棋理论之丰富，并没有类似的日本围棋著作可以比拟。如果我们能看到黄龙士的《弈法总论》（《围棋文献集成》第22册74-76页），不妨说所谓的日本围棋的棋理或者说所谓的现代围棋理论的种种，无不可在里面找到。其实围棋的基本道理，宋代《棋经十三篇》上就已经说清楚：“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子而取势，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何来中国古棋不讲棋理一味好杀之说？

但是清末高部道平来华打遍中国棋手是事实，当时中国棋手的水平落后于日本是事实。但问题是究竟是清末这一时段的中国围棋不如日本，还是整个古代（当然是指清代）中国围棋不如日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清末当时正是中国围棋的一个低谷，那些高部道平手下的败将远不是中国围棋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差距代表不了中日古代围棋水平的差距。但在巨大差距面前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了很长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围棋的理论修养和技艺水平的不正确的评价。中国围棋在最为没落的年代遇到了日本围棋，但就此而带累了中国围棋史，实在是不应该的。

清末高部道平访华这一节点是评价中日古代围棋水平的关键，但当时棋谱缺失，而传说被不断的夸大，以至失真。现在部分棋谱被发掘出来，于是有可能通过当时的棋谱进行具体对比分析，还原晚清中日围棋水平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演比较清代中日围棋的技艺水平，从而为中国古代围棋棋艺正名，这也是中国围棋史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课题。

二、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考

宣统年间高部道平来中国，打遍当时中国最高手，让到二子三子，中国棋界产生巨大震动。这一事件也成为对中国古代围棋技术和历史的怀疑甚至否定的发始。但这怀疑否定其实是越后而越严重的。对这一巨大差距引起的震动感，在当时是不及后来大的。因为这第一批与高部道平对弈者都知道他们的水平并不高。早年周小松也曾经是让二子三子横扫中国无敌手。当时周小松去世还不到二十年，记忆犹在。如当时人王伯恭说周小松死后“吾国国工遂绝”。《棋国阳秋》中说“丁之盛年，与周小松弈，亦受二子〔按：实际是受三子〕。今以垂暮气衰，敌高部氏（受二子一胜一负），则高部尚在小松之亚。” 有切身的比较在，有周小松在，尽管他们体会和认识到高部道平和日本围棋的强大，但绝不至于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到民国到解放后，周小松早已远去，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巨大差距了，对那第一次的冲击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以至于现在到网上去搜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字，有不少成了绘声绘色因而也难免夸大失实的小说了。因此仔细考证高部道平访华事件，还原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高部道平宣统年间在华对战共有三次，一次在保定，两次在南京。

1、宣统元年保定棋战

关于在北方保定的棋战笔者未能找到直接史料，赵之云《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一文中记述可能出自高部道平的《围棋圣典》，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引述如下：

光绪末年（约1906-1909）北洋军阀段祺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氏生平酷爱围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与日本人下围棋经常取胜，因此产生了日本围棋不行的印象。就在此时，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为段祺瑞留住，中岛战胜了段，观弈的日本人乘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敌手，便从北京请来几位围棋高手，将中岛击败。但据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中岛棋艺猛进，接近专业初段水平，使几位中国棋手都感到难以对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请两位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棋手张乐山、汪云峰前来助战。张、汪两人来到保定后，经几度交锋，使中岛无法抵挡。

1909-1910年日本专业棋手高部道平（当时四段）来中国旅游，顺道至保定拜访中岛。中岛见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问他“段祺瑞身边最近来了中国最强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试高下？”高部欣然应允。于是高部被引见给段氏，并分别与张、汪对垒。起初是分先对弈，高部的棋艺使张、汪束手无策，节节败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让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五子。

查段祺瑞年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段祺瑞任陆军第三镇统制，驻保定，并兼职督理保定各武备学堂和军官学校。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段祺瑞调任陆军第三镇统制，驻南苑，离开了保定。由于高部道平是1909年即宣统元年来的中国，而同年冬去南京，因此保定之战可能是在宣统元年（1909）的夏秋。对局的地点应该是段祺瑞驻保定军官学堂的府邸。

当时的对局者之一汪耘丰（赵之云记的汪云峰应是同音误）曾经在民国6年（1917）编著《问秋吟社弈评》，收录高部道平访华对局，但全部是民国年间高部道平再来时的对局，没有宣统年间的保定对局。他在“自叙”中说得很清楚：“日本高部道平，在其国弈居五段，来华与都人共弈。”这里的“都”指首都即北京。而对于八年前的事情一字都没有提。另外《问秋吟社弈评》有王伯恭的序，其中提到了高部道平的南京对局，也没有提到应该就是此前的保定对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2、宣统元年南京棋战

赵之云的文章也介绍了高部道平在南京的两次对局情况，但因为其所据的王伯恭《问秋吟社弈评》序和黄铭功的《棋国阳秋》均能找到，故下面直接引用原文：

昔周君小松有言：棋虽小道，恒视国运为盛衰。乾嘉时号称极盛，至道光中叶同时国手有二三十人。后稍陵替，光绪初惟小松一人在耳。辛卯秋小松物故，吾国国工遂绝。当时所谓高手如汪叙诗、金明斋、林怡书、王彦卿、陈子俊辈十许人大率受二三子，他无闻焉。己酉冬杨杏城侍郎奉使江南，集善弈者会于秦淮。适日本高部道平来自东海，日与彦卿、子俊角，受以二子胜负相当。

——王伯恭《问秋吟社弈评》序

王伯恭（1857—1921），原名仪郑，字伯恭，后又名锡鬯，淮南人，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十六年（1890）官国子监学正，后为湖北宜昌府通判，入张之洞幕，又调署归州（湖北秭归）知州。自称与周小松往还，棋技如何未知。王伯恭此序中只提到宣统元年的南京对局而没有提及保定对局和后来宣统二年的南京对局。带高部道平到南京的杨杏城侍郎即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江苏盱眙）人，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智囊，曾任商部侍郎兼邮传大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曾经主持招商局和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己酉冬即宣统元年冬，其时间在1909年12月到1910年1月之间。杨士琦与段祺瑞都是袁世凯是亲信，两人当交好。时间应该是就在保定对局之后。地点据高部道平的《围棋圣典》记在南京的“杨士琦府邸韬园”。韬园是当时苏松太道蔡和甫的私家园林，杨士琦奉使江南驻于此，高部道平可能不清楚。韬园在复成桥东秦淮河边，现已不存。

3、宣统二年南京对战

见于民国6年（1917）刊印的黄铭功《棋国阳秋》：

宣统二年，中国于金陵开南洋劝业会，万方辐辏，游士麕集。浙、皖、淞、沪、苏、扬诸弈手，皆至江宁，好事者为东道主，议邀日本大国手一试其棋品。电告东京方圆社该社员五段高部道平，（日本棋手以初段至九段为品第。初段地位，略如中国之四子棋。九段为极至，日人亦不自居。）渡海西来赴会。范楚卿等各与对子，皆大负，受二子仍负。丁学博年最老，勉与对局，受二子，二局，一胜一负。丁之盛年，与周小松弈，亦受二子。今以垂暮气衰，敌高部氏，则高部尚在小松之亚。但其国尚有八段者，恐小松虽在，无以胜之矣。

——黄铭功《棋国阳秋》

黄铭功（1864-1925），字琴台，湖南湘阴人，毕业于岳麓书院，清末拔贡。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上海《舆论日报》社主编副刊《国闻》，较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主张立宪变法，废科举，办新学。后回湖南，致力于教育，任教于省一中、一师、公立法政、长郡联中、雅礼中学，湖南工业专门学校。黄铭功好弈而自名弈叟。《棋国阳秋》记载围棋掌故、轶闻，尤其是当时湖南的棋人棋事。虽然篇幅不长但很有史料价值。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由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6月5日在南京举办，历时达半年。

从“电告东京方圆社该社员五段高部道平”来看，高部道平当时在日本。即宣统元年到南京对局后高部道平回了日本，这次是专门邀请而再来的。高部道平是五段，正式邀请是很隆重的，不会错，而且有资料说高部道平从中国回去以后升了一段。“九段为极至，日人亦不自居”，是指当时的本因坊秀哉还是八段。另外高部道平在其《围棋圣典》中收录有当年10月在“南京韬园杨士琦邸”让张乐山二子的一局棋谱，以三子半胜。（赵之云在《早期中日围棋交流》中也说到）。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高部道平接受南洋劝业会正式邀请参加对局后，正好去年在保定多次对弈的张乐山来到，于是因为杨士琦的关系再次安排到韬园居住对弈。如此则南洋劝业会对局应该是在1910年的9、10月间。

另外有一件不能算是完全题外的事在这里附带一述。由于《围棋圣典》查找不到，因此高部道平与张乐山的对局棋谱未能查到。但从网上查到此局棋谱的一张不清晰的第1谱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当时使用中国规则计数的过程介绍，“以361目的一半180目半为标准，多的一方为胜。”并计算此局：白子空之和182，黑子空之和179，并说明按日本规则白胜5目。实际标的是“白胜三目半”，这里的“目”应是“子”，赵之云引用时就改了。当时中国让子棋的规则是要还让子数，因此白182是胜3子半。如果现在的让子棋还让子数的一半，白就只胜2子半，即当时规则上手相对要容易让一些。另外这里没有提到还棋头，由于没有全局棋谱，不知道是否双方棋块相等而忽略。

关于高部道平在宣统年间访华打遍中国南北最高手到让二子、三子事件，目前能考证到的事实就是这些。现在各种介绍描述这一事件的文章的原始依据也就是这些。超过这些的都是敷演出来的故事。比如有些文章说到高部道平1910年到南京，“围棋名宿如金明斋、林诒书、王彦青、陈子俊纷纷被高部杀的受让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其中金明斋、林诒书当是不确的。金明斋是杭州人，此时已经年近八十，第二年即去世，不可能来南京；林诒书是高官，正在徐州兵备道任上，即或要下也是棋手到他府上去以门客的方式下，如段祺瑞那样，不可能离开任所跑到南京去与一个日本人下棋。这是把王伯恭原文叙述周小松与当时高手“汪叙诗、金明斋、林怡书、王彦卿、陈子俊辈十许人大率受二三子”，移植到与高部道平对局，以壮大队伍使故事更精彩。另外“受让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也是不实的。所有这几次对局都只到让二子，没有让三子、四子。即使是下得最差的范楚卿让二子也不胜，也没有继续再让。这几次对局比较正式，二子也不能胜就不必下了。到后来民国年间再来，对局的对手更广泛了，才有让三子的。让得更多的就是一些爱好围棋的官或商了，如段祺瑞这样的特殊人物，那是另当别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