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杭州智力运动文化 公众号 报道

摘要：日本作为围棋的第二故乡，是围棋作为竞技项目发展成熟的国家。其自江户时代以来的诸多围棋制度，直接和间接地造就了日本围棋发展的盛衰。这其中包括围棋组织的基本组成形式、围棋比赛的赛制、段位升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历史上几经变迁，既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日本围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在长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阻碍了日本围棋的进一步发展。其中的利弊和变通，是值得我们当下学习借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这些制度之中，一窥背后日本围棋的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即便在国际赛事成绩惨淡的当下，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日本围棋；制度；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制度是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小到一家，大到一国，都需要制度来参与其中的运作过程。作为人类发明的游戏，围棋在其中亦是不可避免逐渐走向制度化的。

中国围棋虽然诞生很早，但制度化却比较晚，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出现的“棋待诏”。由于唐太宗好围棋进而带动了整个唐朝对围棋的重视。朝廷将国内外的围棋高手召至中央翰林院，他们最主要的职能是侍奉皇帝下棋和代表大唐与外来棋手下棋，到了玄宗时期，正式将这一职位定名为“棋待诏”。

围棋传入日本后，日本也承袭了中国的棋待诏制度，宫中也有专事围棋的棋师，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还收录有两首棋师写下的和歌，一定程度上可见棋师在当时文化界的活跃度。但是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对于棋师的记载较为缺乏，没有留下棋谱，没有留下具体的事迹，其中伴小胜雄和纪夏井是留下了名姓记载的当世棋师。

日本平安时代曾派过三次遣唐使，其中最后一次遣唐使因菅原道真的建议而未成行，另外两次分别于804年和838年派出，在这两次中，许多围棋名手也跟随遣唐使来到了中国，伴小胜雄和纪夏井也在其中，二人是日本围棋史上较早的切实可查的名手，除他二人之外，还有伴小胜雄之子伴须贺雄。

在平安时代的官修史书《日本三代实录》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

夏井兼能杂艺。伴宿祢小胜雄以善弈棋，延历聘唐之日，备于使员，以棋师也。堂文善岑为美浓守，胜雄为介。夏井时年十余岁，习围棋于小胜雄，一二年间殆超于小胜雄。

上文中，“宿祢”是日本姓氏等级中的第三等（总共八等），亦是一种尊称。这一段记载中透露出两个信息，伴小胜雄是专以棋师的身份随遣唐使到唐朝的，说明伴小胜雄的棋力在日本国内是足以值得夸耀的。第二个信息就是，纪夏井自幼聪慧颖敏，只是跟随小胜雄学习一两年，就已经接过了小胜雄的衣钵，超越了小胜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其师在日本的地位来看，夏井在当时的日本应也是极为有名的棋手。

除了伴小胜雄和纪夏井之外，还有伴小胜雄之子伴须贺雄也是这一时期的围棋名手，在平安时代的另一官修史书《续日本后纪》中记载：

承和六年十月己酉朔，（仁明）天皇御紫宸殿，赐酒于群臣，并召散位从五位下伴宿祢雄坚鱼、备后权掾正六位上伴宿祢须贺雄二人到御榻之下弈棋。二人在当时是善围棋者。

文中的伴雄坚鱼正是伴小胜雄。从这段记载可以想见，伴须贺雄在当时也是日本的围棋名手，如此方能得到天皇专门召见，并与天皇下棋。在这一段记载之后，提到他们下棋时进行了赌棋，这也是当时宫廷之中流行的玩法。从以上三人的地位和所行之事可以看出当时棋师的制度概况和生存环境。

此后数百年，日本围棋没有什么实质性地发展，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没了什么建设的进展，直到安土桃山时代。天正十六年（1588），丰臣秀吉大规模举办了“围棋大会”，召集了全国各个地方的有名棋手来参与比赛，当时秀吉对于围棋的扶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比赛最终由日海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同年闰五月十八日，秀吉发布《朱印状》，其中规定，此后本因坊算砂（即日海）与鹿盐利贤、树斋、山内庄林对弈时，一律为定先，因仙也是本因坊的老师，所以可为互先。除此之外，又赐予本因坊每年俸禄二十石，及十人扶持。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此《朱印状》标志着日本官赐棋所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现代竞技意义上的围棋制度的初步建立。日本围棋正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中，逐渐绽放出了异彩。

首先是棋所制度，棋所制度为德川家康所创，棋所隶属于寺社奉行，总辖全国的棋手，主要负责御城棋的举办、指导将军和大名下棋、作为日本围棋界代表与外来使者对弈等等，后来也负责管理棋手的段位升降等，部门职能接近于近代以后的国家中央棋院。担任棋所的棋手，在御城棋举办期间，在没有特殊命令的情况下，不得与任何人对弈。

一世本因坊算砂是由家康直接任命的。由于算砂棋力极高，在棋界拥有极高的声望，因此这样的结果算是众望所归。算砂去世前又将棋所指名让给了中村道硕。道硕之后，棋所空缺，而二世安井算知则通过非正常手段（贿赂等）成为了棋所。

从三世本因坊道悦与安井算知进行60番棋争棋开始，棋所的选拔变得正规化、制度化起来。就任棋所，必须要是名人（段位制度诞生后，名人即九段），一个时代只能评选出一位名人，成为名人也就意味着要担任棋所了（近代本因坊秀荣、秀哉时期棋所制度已取消）。如果没有称得上名人的棋手，那么棋所一职也就空缺下来。要成为名人棋所，只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官方直接任命；

二、四大棋家共同推荐；

三、争棋决定。

官方直接任命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只有算砂一人是完全由官方单独任命的，但这也是因算砂众望所归。而得到四大棋家共同认可并推荐成为名人棋所的，也仅有本因坊道策、道知。能够得到共同推荐的，都是鹤立鸡群、名满天下的棋手，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颇为困难的。因此，历史上的名人棋所，大部分都是通过残酷的争棋来决定的。

待遇方面，就任棋所以后，幕府即给予五十石二十人扶持的俸禄。此外，日本江户时期，各藩之间的人员流动都受到官方的极大限制，而当持有棋所的官方任免状时，该棋手可以随意通过各藩的关所，并且不需要出示其它的文件。这可以说是幕府给予围棋的一种特殊待遇。

棋所成立之初，算砂同时管理围棋、将棋，当时的棋所被称为“碁将棋所”。然而，虽然算砂拥有同时管理围棋、将棋的实力和威望，但后来人却很难如此。因此，将棋棋手对于此事感到不满，并向幕府申诉。最后，幕府只能将“碁将棋所”分为“碁所”（即棋所）、“将棋所”，各自管理，第一任将棋所为大桥宗桂。之后棋所、将棋所双方互相扶助，即使发生了争议，双方也都能够妥善地处理。

棋所制度的创立给日本江户时代围棋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便四大棋家在整个江户时代为了争夺棋所不乏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之事，但棋所还是给了日本围棋一个向心力，让棋手们有了努力的目标；同时棋所也能够统一调度和管理棋手和棋赛，日本围棋摆脱了过去自由散漫的发展状况。

四大棋家和家元制度的形成，也是日本围棋制度的重要一环。1603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后，日海遵从家康的命令，将所主持的寂光寺让给其弟子日荣，并正式以本因坊为姓氏，改名为算砂，开创了本因坊，继而被家康任命为首任棋所。其后，中村道硕、安井算哲、林门入三人在家康的赏识和支持下，分别成为了井上、安井、林三大棋家的始祖。家元制度也随之形成。“家元”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运用广泛，在戏剧届、绘画界等领域均存在不同的流派，而每一个流派的领袖即为家元。就法理来说，家元在本家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门下众弟子均应听命于家元。这种讲求上下尊卑的师徒关系，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能界都不鲜见。家元制度是四大棋家日常运转的根基所在，尽管围棋体现出了一种平等意识在里面，但围棋的规则还是将家元、师父、弟子的身份地位区别开来，比如手合（定先、先互先等）和让子。

围棋除了棋手外，还需要棋赛来供棋手切磋棋艺、一试高低。江户时代的棋赛主要包括御城棋、官方批准的争棋和不定期不定地点举办的棋会三种。这其中尤以御城棋影响最大，是当时棋手最梦寐以求的舞台。而正式的争棋通常只有在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大多也是围绕棋所的争夺展开的。棋会则只有在个别大名或高级官员召集、家元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举办与否完全随机，没有固定。

御城棋，又称为天览棋，即指棋手们在天皇或者幕府将军前进行对弈。在《庆长日件录》中记载，庆长八年（1603）四月十九日，家康召集四位围棋名手进行了第一次御城棋，四位棋手分别是本因坊算砂、鹿盐利玄（即利贤）、仙角、道石（即道硕），巳时开始，算砂与利贤对弈，打平；其次是仙角与道硕对弈，道硕三目胜；接着算砂与利贤再对弈，利贤三目胜；最后仙角与道硕再对弈，道硕胜。一直下至夜晚亥时，才各自退出，四名棋手各获得一束卷轴。另《当代记》中记载，庆长十二年（1607）十一月，算砂与利贤在大阪本丸[2]进行了对弈，丰臣秀赖前来观战，二人共对弈三局，第一局利贤先，利贤胜；第二局，利贤先，平棋；第三局，算砂先，算砂胜。这三局棋虽然是在秀赖面前对弈（而非幕府将军），但也具有了御城棋的性质。因为秀吉死后的丰臣家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大阪城也长期不受家康的直接控制。

之后御城棋的赛制逐渐有了明确的规定。1626年，幕府正式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御城棋的主要参与者是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的家元、迹目（预定继承人），以及七段及以上的棋手。但规定确立不久，各家家元又申请规定为五段及以上棋手参与。一直到了天明年间（1781—1789）官方才再次将参赛资格确定为七段及以上，在此之后只有一次例外，井上家曾将服部雄节（五段）列入参赛名单中。另外，高家、大名，或者旗下的武士中，有善围棋者，依其所愿，也可以参加御城棋。

御城棋每年举办一次，最初并没有明确的举办日期，之后定为每年十二月举办，但是到了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享保元年（1716），最终将御城棋举办时间确定为每年十一月十七日，每年十一月初，寺社奉行下达文书：

依宽永（1624—1629）之御吉例，可于十七日举办御城棋。

文书下达之后，四家家元集会并商讨确定棋手们的手合，再上报给寺社奉行。十七日清晨六点左右登城，之后根据寺社奉行的指示，进入御黑书院开始对弈。道悦时期，御城棋也发生过一些变化，比如已经到了老中[3]退出的时间，但是对弈往往还没有结束，只能将对弈场所移至寺社奉行的官邸中，由此生出诸多不便。后经过商议确定，每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参加御城棋的棋手提前进行对弈，在这6天之中，棋手不得与任何人会面、不得外出。到了十七日，再将所下之棋下给将军观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御城棋的观赏性，但在当时却也解决了对弈时间上的问题。对于参加御城棋的棋手，幕府准备了早晚五菜两汤的料理，此外还有酒、点心、茶等等。

对于参与御城棋的棋手的穿着，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演变。本因坊算砂本为寂光寺僧侣，御城棋时都穿着圆顶缁衣，由于当时算砂任棋所，并且德高望重，因此，其他三家以及其他的御城棋参与者，都效仿算砂的穿着，区别只在于本因坊、井上两家信仰归属于日莲宗，而安井、林两家的信仰则归属于净土宗。这种穿着延续到了本因坊道悦时期，道悦与安井算知进行六十番争棋期间，道悦认为着僧服下围棋很不方便，欲将衣袖改短，官方听闻之后采纳了这一想法，并在之后规定棋手们穿着十德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