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罗德奖学金

‘罗德中国校友对话计划’介绍

罗德中国奖学金启动于2015年，作为罗德奖学金最年轻的全球选区之一，已选拔出20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杰出青年。5年时间，罗德中国校友群体日渐丰富。Ta们或是已经离开校园，奔赴社会岗位，或是前往世界各大著名学府继续求学，再或是新晋学者，正学习、生活于牛津。想听听中国罗德学者们分享在牛津、在罗德社群的经历，谈谈从牛津毕业后的规划和想法吗？‘罗德中国校友对话计划’让您与中国学者面对面。

2020年7月10日，她受聘成为深圳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她曾四次获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年纪最轻的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她文体双全，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2018年以罗德学者身份，入读牛津大学。作为世界冠军的她，和罗德发生了怎样的邂逅？她对职业、对未来有怎样的思考？罗德中国本期对话2018级学者侯逸凡。

侯逸凡在深圳大学教授聘任仪式上发表演讲（来源：深圳晚报）

侯逸凡，2018级罗德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公共政策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部）体育学院教授，为深圳大学史上最年轻正教授。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性国际象棋手，四次获得世界冠军，两次男女混合赛的世界冠军。她于2010年打破格鲁吉亚棋手玛雅·齐布尔达尼泽保持了32年的世界纪录，成为国际象棋史上最年轻的女子世界冠军，现为年纪最轻的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

从牛津毕业以来做了哪些事情？

因为疫情的原因，2019年毕业之后的生活被分作了两个部分，即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

疫情之前，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主要在欧洲参加国际象棋比赛。除此之外，我参加了一些非直接竞赛活动，例如我作为现场直播讲席，评论了两个由国际棋联（FIDE）举办的世界冠军赛。其中的一个男子冠军赛候选人赛事是国外疫情大规模爆发前最后一个由大型国际组织为单位举办的体育赛事。当时，主办方就比赛是否应该举办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比赛在俄罗斯举行。比赛第一天俄罗斯发了禁令，禁止一切社会体育赛事，但是这个赛事照常举办了。当时，我是比较担忧的，是在场唯一一个佩戴口罩的人员。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如果从国际象棋项目的发展来看，赛事的举办不失为一件好事。当时由于疫情，人们普遍在家里，很多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时有这样的现场大赛，大家既能够去学习听讲解，又能够看到现场比赛画面，其实是把国际象棋项目的热度提高了许多。较为不乐观的是，从组织者角度来看，他们需要花几倍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比赛顺利举行。最后，比赛由于疫情在中途被叫停。赛事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俄罗斯即将于第二天全面限航，参赛选手需要及时离境。

疫情发生期间，我撰写了一些科普类的跟国际象棋有关的文章（见文末参考资料）。我未来的规划可能是希望把教育事业跟国际象棋相结合。一方面，这两个领域是我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把国际象棋从一项纯体育运动变成一种教育的方式，或者至少是一种辅助教育的方式。我想先自己积累些实际的教学经验，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因此，我现在来到深圳大学运动训练系，负责国际象棋项目的创建、招生、教研等工作。

侯逸凡受聘为深圳大学教授，左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刘洪一（来源：深圳晚报）

就国际象棋教育而言，面对不同年龄阶段，该项目在教育定位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举例来说，在小学阶段，国际象棋更多地是开发小朋友们不同的能力，例如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认知力和计算能力。到大学阶段，学生可能一定程度上思维是成型的，显著开发智力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但在大学阶段，国际象棋的多重潜能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挖掘。它既可以作为一众大学生社交的工具、同时可以辅助提升大学生在面临困境时的抗挫折能力、也可以在人工智能逐渐渗透人们生活领域的今天去促使人们闲暇之余多多用脑。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最近不少朋友找到我说疫情期间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忙，于是让我推荐适合Ta们学习国际象棋的书籍和课程。由于这些朋友都是成年人，Ta们的诉求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在牛津学习的是什么？牛津和罗德的经历对现在有什么影响？

首先，牛津的经历给予了我很大的学习上的收获。我在牛津学习的是公共政策硕士专业，这个专业相比其他的专业实践性更强一些。于我而言，我之前的求学经历全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系统性地接受西方教育体系下的学术训练。所以，在如何看待问题以及如何思考问题方面，牛津的经历给了我不少启发。

侯逸凡于2017年获罗德中国奖学金，

2018年入读牛津大学（图为牛津毕业照）

除此之外，公共政策专业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使得我结识了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同学。同样地，每一次去罗德的活动，或者是和罗德学者聊天，通常比较“伤脑细胞”。这是因为学者间的谈话很容易涉及非常深刻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很多。

所以，就罗德给我的这些经历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总结为开拓了眼界。

从对个人的行为和思维影响来谈，第一个是看问题会更全面，更多地思考问题的本质。因为在我以前做决定的时候，习惯性的方法是计算一下最坏的结果，只要最坏的结果能接受，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可能会更多地去想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有一点希望自己能够沉淀下来，先理解问题本身，然后再尝试着去做一个决定。

另外，罗德的经历使我更懂得拿捏社交的方式。在罗德社群里，刚开始我属于多听的角色，我有的时候会不说话听一两个小时。后来，我慢慢地发现，有时候我需要开放一些，去开启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知道在别人交流的时候如何去加入。有些同学非常地擅长这项技能，懂得自然而然地加入。但是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度。如果一个人有特别强的表现欲的话，事情做过度了，可能就不是很好。

毕业以来对人生和事业的思考有什么变化？

从进入北大开始，慢慢有些困惑就逐渐在我思想中形成，我会思考将来到底希望做什么。我长期关注的是教育和国际象棋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我是在两个不同的分岔路上走。我可能在这两条路上越走越远，但我知道，我希望在将来某一个时间点这两条岔路能够重新交汇。不过具体在什么时间点和以什么方式交汇，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尝试过其他方面的工作，这包括硕士期间在联合国旗下的一个大数据实验室实习。我也考虑过从事咨询、金融行业。长久来看，我应该会想回到教育。当然在其他行业的经验积累还是很重要的。这可能有一部分性格的关系，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一直钻研一件事情，虽然那样是很好的。我认同99%跟100%的区别：我会宁可放弃1%的钻研，去拓展对其他行业的了解。我感觉这样的人生对我而言会更圆满一点。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不会非常地执着于1%。比如说，在下棋和学习上，当我面临如何分配时间的时候，一般我不会在每件事情上都追求卓越，而是在大概清楚自己的能力后，达到那条线就可以。

侯逸凡于一带一路中欧国际象棋

精英赛中国站（摄影：刘毅）

今年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些外部的变化，你有什么思考？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改变肯定是有的。我认为比较深刻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现在科技发展很迅速，整个时代倍速前进的情况下，有些时候人们会忘了一些非常本质的东西。虽然说我在疫情方面是完全非专业的，但我还是会思考为什么近期出现了不少超强病毒，或者说，为什么不少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在时代发展最迅速的时候到来的。所以，疫情给我的一个感触是，在当今时代，人类需要找到一个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方式。人类社会需要明确一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的事情不能做。

在个人层面，思想和行为是有区分的，许多影响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这些疫情期间的思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节点才会真切地影响到个人重要的行为和选择。同时，一个思想可能是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方面体现，而不是在整个人生中处处以一个思想为中心。

一个人有多种潜能，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各种影响。比如说，我希望在乡村教育事业中做出一些贡献，我或许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想法。

侯逸凡正在下棋 （Image credit： Lennart Ootes）

受访者：侯逸凡

采访：赵家鑫